前 言
我46 年前刚到利物浦留学期间，偶遇这位会说标准四川话的法国人；巧合的是，他曾在中国与另外 两位传教士居然在我家客厅中住过三天!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有关哲学，人生和人性的知识，还听到了一个连牛魔王听闻其名都会被吓跑的“伟大的钢”-斯大林的从未被人所知的秘密……
巧合是缘分? 还是缘分是巧合？
1974 年是我在英国利物浦冶金材料科学院留学的第一年。那年第一批结识并且成为良师益友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德国教授（犹太人）Prof. Herbert Frolich（曾获诺贝尔奖提名, 超导研究的先驱）, 另一位就是这位法国人、能说百分之九十五标准四川话的林茂德主教。
1860 年1 月24 日，罗马教廷在四川设立川南代牧区, 1924 年12月3 日（林茂德从法国来华传教的第一年）以主教座堂所在地更名为叙府代教区。1946 年4 月11 日，教廷在中国实行圣统制，遂升格为叙府教区（ Dioccesis Siufuanus）。这一年林茂德是在1 月10 日接替三年前（1943 年）去世的另一位法国籍的唐蔼铎成为新的主教。他们的前任， 从1860 年的秦主教（ Pierr .Jalien.PichonM.E.P.1860～1871）、孟主教和刘主教都是法国籍。
我初来英国时，当年英国人还不知道“太极拳”, 只知道“柔道”、“跆拳道”，“截拳道”和李小龙的“功夫”. 1974 年四月的一天清晨，我在研究院的利物浦天主教大教堂的广场打太极拳，吸引了数位英国人和一只狗的注意。英国人很绅士，都没打扰我，但是那只狗可能以为我不是耶稣就是强盗，对我兴奋的狂吠不止。打完后，有几位勇敢的人竟然对着我鼓掌，那狗也开始对我摇尾致意了。当时我还真是忽然想到了台北工专的一个同学，名叫“江铭辉”，他喜欢吃狗肉，他觉得狗是“会走路的蔬菜”，我当时总算有了生平第一次同感。
教堂内走出一位神父，向我打招呼，很和善地请教我，是什么教的，刚才是不是在作拜神祈祷？这位神父名叫乔治.穆尼（George .Munny ）意大利人，非常文雅，他也兼任大学的教士。我们谈了几分钟，他对我这个刚从中国台湾来的学生非常感兴趣。而且他会多国语言，就是没有学过中文。但是他告诉我说应该把一位在中国工作多年 退休后住在英国利物浦第六区的一位法国主教介绍给我。这样有人可以与我说中国话，也算是多一个朋友吧。隔了两三个星期，他告诉我说 那主教很想见我，也把电话和地址给了我，叫我像在中国一样随时打电话、随时可以去见他，不需要像英国人一样要先预约.
第一次见到林主教时，马上就感觉到他那非常法国人的样子，可以与普通英国人区分开，个子不高、友善、文雅。一开口，我还以为他对我说法语，怎么法语听起来那么熟悉？原来他一口正宗的四川话。我不会说四川话，但是因为我在台湾的大嫂是四川人，所以也能听懂。他的中文很好，就是不会说普通话（国语）。最后我们一直还是用英文交谈。他出生在法国的法莱斯，从小就想当神父，向往东方世界。读完圣经学院，当了神父后，于20 年代末期自愿参加了去中国的传教团，游览了大半个中国后，定居在四川宜宾。1946 年升任叙府教区主教. 1951 年被中国以间谍罪名逮捕入狱。1952 年被驱逐出境，经由香港返回巴黎后，被教皇任命为英国利物浦区的东方人社区主教。他在中国一共居住了24 年，目睹经历了中国的军阀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一生的神职主要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当他听到我的家世介绍后，问我父亲的名字，我没想到他听到后，竟然就可以用中文写出家父之名—王伯骧，这太神奇了。他说他与两位传教士在抗日战争末期曾经在四川三台潼蓬区游走传教。他曾在我家由我大娘（先父的原配夫人，朱孟孝）接待，在我家客厅住了三个晚上。当时家父在军队，没有在家（家父那时任潼蓬区师管区司令）；他们在我家客厅看到冯玉祥送给家父的书法，记得先父之名，还有我大娘每晚包水饺给他们吃。这巧合的的机缘太不可思议了！
此后，我大约每周或半个月都会去他那教会宿舍学法文，也帮他把一些中国古典诗词的著作翻译成法文，及加上注释。该著作在七十年代末期在法国出版，并有在鸣谢那页注明我的英文名。那时候他如有机会也会带我去见当地的朋友国会议员James Dunn，还参加过工党首相威尔逊的生日宴会。由于威尔逊夫人玛丽的父亲终身是一位传教士，所以威尔逊夫妇很自然地尊敬林主教，威尔逊的幽默是出了名的。林主教介绍我之后，他很友善地对我说：“我必须承认，我不喜欢中国”。然后用眼神盯了林主教一下，再对着我挤了一下眼睛；我当然知道他是为林主教在中国被以“间谍罪”入狱两年，还被驱逐出境之事感到不平，但是我故意回答说：“我知道，您一定不喜欢大熊猫？”他与林主教互望一眼然后哈哈大笑。当晚，我有短暂的时间与他聊了一会。我告诉他1974年的大选虽然我国的毛主席送了他的对手希斯一对大熊猫助选，“您不是反而赢了吗？”我对他反问道。他不以为然的讽刺地说“难道我还该谢谢他吗？”我借机告诉他， 毛主席是辩证法大师，他表面支持或见到他的外国领袖都倒下了，比如 赫鲁晓夫（俄），尼克松（美），田中角荣（日本），蓬皮杜（法），特鲁多(加)，马柯斯（菲），海尔赛拉西（埃塞俄比亚）和比耶迪奇（南斯拉夫）.
有一次，林主教很想吃在中国时喜欢吃的海参，于是独自去利物浦唐人街买了二个海参，问我知不知道怎么煮，我说我会吃不会做，但是可以试试。我们就洗干净，放锅里水煮了半小时，但是吃的时候，一咬起来，不但咬不动，还有好多渣渣、沙子，非常失败。后来林主教于1979 年请我去巴黎访问，介绍我吃了蜗牛，害我吐在了旅馆的楼梯上了。
我也在林主教那里了解了很多关于各种酒类的常识，也开始会欣赏法国甜酒和香槟。他在1981 年底的八十岁生日，邀请我和十位各界好友参加聚会，从德国运来了一箱“金色十月（Golden October Moselle）”的白葡萄酒，至今都是我一生喝过的白葡萄酒中口感最好的酒。
林主教对我不像其他的当地中英教会的牧师，他不与我传道，而是与我谈论哲学、中国史；他后来介绍了不少当地的英国朋友，包括利物浦的天主教大教主Derek Warlock 和当时著名的利物浦圣公会的主教大卫-谢帕德(Bishop David Shepard), 他入教前是英国国家板球（cricket）队的队长。
我记得我刚到英国伦敦那几天，1974 年3 月中旬，在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看到报导英国女王刚任命大卫-谢帕德为利物浦圣公会的主教的消息，还登着他们夫妇和女儿的全家福，印象颇为深刻。后来在1979 年BBC 电台的“New Briton”访问我的节目播出后，他听到广播，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赞赏我的人生观和感动我对先父逝世的悼念。他的夫人还叫他女儿Jenny 来认识我，要她向我学习中文和东方文化；Jenny 比我小8 岁，不像她母亲那般雍容华贵，反倒是非常现代化，还有一些叛逆。那些年我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1975 年二月二十日林主教也带着法国驻利物浦的领事莉莲 (Lilian)来参加我应利物浦大学校长之邀在维多利亚大厦所做的“介绍中国文化”的演讲；后来当地的许多法国人都成了我的朋友。数年后,我在建成的百祥塔华人文化服务中心开幕式中还把他们介绍给英国的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
林主教虽被中国政府误以间谍罪名驱逐出境，但是他从未显示过任何憎恨中国政府或国家的言行，反而是非常怀念他一生传教奉献最多最长的川南区，尤其是数年后知道我于1975 年失踪一个月之谜（其实是我秘密地应毛主席之邀访问了中国各地），他非常兴奋，向我打探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消息。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他也回去访问了四川和他以前的叙府教会，受到了当地政府和教会、教友的热烈欢迎，他还得意的把好多此行的照片给我看，并且幽默地说, 一是他这个间谍靠天主之赐 改过自新 回去感受到了热爱；二是 这次回去 那些当地的官员和教友都没有他的四川话地道和标准，他回去还让他们体会到什么是正宗的四川话和看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四川人。
关于我对他说出我秘密回祖国访问的事，尤其是当我提到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时，与上海革委会随访的官员辩论：“墙上的斯大林肖像是否应该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并列”一事，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斯大林除了不履行列宁同志归还我国在不平等条约上被沙皇占去的领土外，还搞集体农场。这是他的一个暴政的例子。我并且还告诉了他们一个国际笑话：有一次在二战接近胜利时，在雅尔达会议休会期间，他带着罗斯福总统及丘吉尔首相坐着吉普车到附近兜风解闷。回来的路上，一只巨大的魔王牛躺在路上挡住了他们的归路，怎么办？罗斯福说：“我去找它谈一个它无法拒绝的好条件”，结果那牛魔王只是摇摇头不理会，丘吉尔说“我去对它演讲 好劝走它；”结果那牛还是无动于衷，只放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响屁。他们只好向斯大林问道：“怎么办呢? 天都快黑！” 只见斯大林不慌不忙地走去那牛耳旁说了几句话，那牛魔王跳起来没命地跑走了，比马跑的还快！罗斯福与丘吉尔都忍不住好奇心地问斯大林到底对那牛魔王说了什么？最后，耐不住他们的请求，斯大林说：“我只是对那牛说我是开集体农场的斯大林！”
然后林主教也趁机告诉了我一个有关斯大林的一个秘密，但是因为事关他的人格与一位神父好友的职业操守，他要求我至少在他死以前都不可对任何人透露，如今在林主教逝世（他1998 年去世）二十多年后，我在此作个回忆。
林主教说他年轻时在圣经学院求学时的一个胜似兄弟的神职好友，也是神父，是在前苏联乔治亚地区出生长大的法国裔，所以那位比他大几岁的神父视俄文为母语，也是非常受许多法国俄裔人士敬重信任的神父。假如有人向他忏悔，诉说之事纵使是大逆不道、烧杀掳掠，都不会被透露出去从而得到安慰。但是他一生只破例告诉过林主教一件事，当然他相信林主教是能保密的。
他说, 在30 年代末期有一次在法国的三个俄裔教友兄弟私下求他陪同回俄国一趟，为他们死去的母亲祈祷，说保证来回安全，并会给予他们教会和他个人丰厚的奉献偿金。因为他们希望逝去的母亲能够得到上帝的大爱而安息，也是他们母亲的遗愿，而当时俄国的教会几乎都被俄共政治化抹去了，也找不到传教士，更不用说可靠的传教士了。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天职，他就陪着他们兄弟一同经黑海路线到了前苏联境内，然后就感觉到像是有黑社会或特务机构保护着他，汽车跋涉几天，住的旅馆都有军警把关，也不告诉他路途往哪，停的地点是什么乡村。也不记得有几天了，他们到了一个山边有临时军警的关卡后，他们兄弟和军警叫他下车，告诉他请他沿着那一条小山路自己往前走，说大约十几分钟后就有一个墓地，会有人招呼他。他原来有些害怕，后来一想，不像是要被“处决”的样子，否则一进入苏境时早就被枪毙了, 所以就硬着头皮往上走了十几分钟，然后他吃惊地看到两位全副武装的军人站在路边迎接他，告诉他约一百米处有一个坟墓，一位先生等着他做祈祷. 他独自走了一百多米，到了墓地，一看到那人他几乎吓昏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眼前这人竟然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魔头: 斯大林！本人！
他回忆说斯大林非常绅士的、谦虚的向他走来并尊称他为神父，然后说他的母亲就是虔诚的教徒，因为今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他这几年很想念母亲，所以麻烦神父千里而来代他为母亲祈祷。这神父平静下来以后，也不与斯大林交谈，就开始带着他祈祷. 没说几句后，忽然 斯大林放声大哭，一发不可收拾，哭的像小孩子，把他吓得强作镇静，还好整个墓区只有他们二人，没有别人可以见到或者听到。也不记得斯大林哭了多久，最后斯大林恢复了平静，擦干眼泪，整理完毕，就向他握手，谦诚的向他说了几句俄文和谢意。请他照着原路走回。他下山后，收到极为礼遇的保护出境. 在边境时，那三位“兄弟”却不与他一同回法国，而是给他一条皮腰带，说明这皮腰带中镶有暗藏着十二片纯金的南非金币（而不是苏联的金币），然后告诉他这是对他和他的教会的回报。
林主教在回忆中对我说：“斯大林不是魔头，他也是一个人！” 我听了之后，对我以前对斯大林的偏见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并对他“动心忍性”, “先公后私”, “为国疏亲”的“救世情怀”所作出的个人付出和牺牲有了非常崇高的敬意，也对人类人性的了解提高了一个境界。林主教于1987 年从利物浦搬回巴黎做了喉管手术，我还去巴黎医院看望了他。之前我的两位外甥女蔚文和蔚茹从美国来欧洲旅游，我还开车带着她们去巴黎的《异域传教所》去探望他，使得蔚文和蔚茹多年来一直说这位法国主教真是好优雅、好学问，好风度，令人难忘！
林主教于九十年代末期从巴黎搬回马赛，因为马赛那边天气比较暖和. 1998 年2月13日林主教无疾而终, 享年96岁. 我在伦敦接到马赛教区打来的电话后，悲痛不已, 我在林主教的遗像前 燃起一柱香, 希望那袅袅升起的青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 愿先生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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